1959年12月，新中国特赦了第一批战犯，其中，末代皇帝溥仪排在001号。
中央非常关心溥仪的新生，溥仪被特赦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百忙之中接见甚至宴请过他，关怀之情让溥仪非常感动，决心发挥自己的一点余热，为祖国和人民做一点回报。
周总理曾经询问过溥仪，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打算，溥仪提出过几个想法，其中一个就是想做医生。
溥仪自幼身体健康不佳，常年有御医在身边转，所以他也对医术产生了兴趣，就专门向御医讨教，想学医。
御医知道溥仪根本不是这块料儿，他们也不敢教溥仪太多的医术，只是教给他一些给自己诊断开药的小方子，再恭维奉承几句，溥仪就觉得自己的医术很厉害了。
周总理知道溥仪的“医术”是个什么水平，当然是不可能答应的，就委婉地劝他换一个工作。
当医生不行，溥仪又提出当园丁。
园丁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可是在旧中国，懂得一手好的栽花种草的技术，在达官贵人的仆役中还是属于高人一等的，尤其是满洲贵族，都爱附庸风雅，对府中精通花道的园丁还是比较恩宠的。所以，满清倒台后，不少贵族子弟都乐意当花匠园丁，觉得干这个不丢人。
一开始，溥仪进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当了一个园丁，他对这个工作还是很满意的，虽然忙忙碌碌，但觉得很充实。
不过，中央觉得这个工作对溥仪来说有点大材小用了，想让他从事有关满清文史的研究工作，于是就安排他担任中央文史馆员，地位和待遇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溥仪虽然没有多少学术研究能力，也没有写过什么像样的文章和论文，不过谁让他是末代皇帝呢，很多事他都是当事人，所以许多文史界的大师甚至大人物都点名要溥仪，时任中科院院长和文化部部长的郭沫若就是一个。
郭沫若当时正负责清史研究，想要一个得力助手，于是就在一次公开场合，向溥仪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参加自己主持的清史研究。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能得到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自然应该诚惶诚恐才对，谁知，溥仪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受宠若惊，反而非常淡定（或者说冷漠）地回答了五个字，一下子就让郭沫若怔住了，一脸的尴尬之色。
溥仪说了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不懂满文”。
众所周知，满清的文献史料大多都同时用满汉两种文字，溥仪说不懂满文，胜任不了，也是合理的理由，为什么郭沫若会面露尴尬呢？
其实，溥仪这个不起眼的理由，眼明之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对郭沫若一个打脸的回绝。
满清是有大量的满文文献不假，但早就没人看了，因为到了清末，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八旗子弟，早就不懂满语了，像溥仪本人也只会一句满语，就是大臣向他磕头时，回一句“伊力”，就是平身的意思。
既然连皇室都不懂满文，清朝的绝大多数典章文告，汉文才是正篇，满文只算附篇，甚至许多根本就没有满文，研究清史也根本不需要懂满文，所以，溥仪用这句话回绝，分明就是不给郭沫若面子。
那么，特赦后一向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的溥仪，为什么会对位高权重的郭沫若如此不敬呢？
这还要从1956年郭沫若的一项“壮举”说起。
这一年，在郭沫若的努力说服下，国家同意了考古挖掘明朝十三陵中的定陵，这是当年非常轰动的大事，但是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太低，许多珍贵文物一出土就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损毁文物数量多达3000多件，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是，郭沫若仍然意犹未尽，继续提出申请，要挖掘其他的著名皇陵，甚至包括举世瞩目的秦始皇陵。
这次，连周总理都看不过去了，说了一句：“还是给后人留着吧，不要把好事都做完。”
考古挖掘皇陵，虽然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但是在溥仪看来，却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
身为满清皇室后裔，溥仪最害怕的就是满清列祖列宗的东西两大皇陵禁地，会遭受定陵那样的浩劫，早在1928年，军阀孙殿英野蛮挖掘清东陵，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都被洗劫一空，把溥仪气得差点吐血，还亲手画了一张“诛杀孙殿英”的漫画（见下图），发表在报纸上，以示抗议。
现在郭沫若考古挖掘皇陵，虽然跟孙殿英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站在溥仪的立场上，两者却是有着共同之处的，也都是自己不能接受的。
正是因为这些事，让溥仪对郭沫若很有抵触心理，因此，当郭沫若邀请自己加入清史研究时，溥仪冒着得罪郭大师的风险，也要断然拒绝。
郭沫若何等聪明，他一下子就听出了溥仪的话外之音，因此面露尴尬，从此再也没去找过溥仪。
（参考资料：《我的前半生》《我的丈夫溥仪》《溥仪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