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0日，广州天河南的一家柠檬茶店。（图/阿灿）
咖啡、茶与可乐究竟如何塑造了全球化的进程？
当人们悠闲地坐在巴黎遍地可见的露天咖啡馆喝咖啡时，当伦敦人均拥有的咖啡馆数量登上全球第一的宝座时，咖啡成了欧洲人的日常。
但在此之前，欧洲人却为了获得咖啡种子而遭遇了千难万险。
1723年，法国人马蒂厄·克鲁从路易十四宫廷的皇家医生手中得到了珍贵的咖啡树枝，他小心翼翼地将其装进玻璃盒子，双手捧着它登上了前往西印度群岛的船。
此前，垄断咖啡贸易的阿拉伯人一直在想方设法阻止欧洲人培育咖啡植株。
每一款世界性饮品都记录着过往岁月的历史。/unsplash
在漫长的航程中，为了保护咖啡树枝，克鲁每天都把它拿出船舱晒太阳；遭遇海盗，玻璃盒子被摔坏了，克鲁又央求木匠帮他修补好盒子；航船因为无风而被迫在海上漂泊数天，船上饮用水缺乏，克鲁不得不与咖啡树枝共同分享自己的那一份饮用水。
这根承载着克鲁全部希望与快乐的树枝终于在经历了风雨之后，开枝散叶，让法国成为咖啡出口大国。
也正是这段旅程，使得后来的巴西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咖啡产地之一。
显然，咖啡，作为世界上最为流行的饮品之一，它的故事并不简单。
事实上，任何一种世界性饮品都与历史深度绑定，并且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走向，正如《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的作者汤姆·斯丹迪奇所言，“它们如同一本本液态典籍，记录着过往岁月中曾经推动历史的车轮走向现代世界的各种力量，让人们忆起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
咖啡、咖啡馆与启蒙运动
如果告诉一个16世纪的欧洲人，他的生活甚至国家将会被一种源于非洲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苦味果实所改变，他一定认为这是疯人的梦呓，就像吃了这种植物后变得兴奋与吵闹的山羊一样疯狂。
这并不令人惊讶，作为欧洲文明之光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对这种名为咖啡的东西一无所知，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了16世纪。
随着海上贸易的繁盛，从非洲经阿拉伯半岛被运抵欧洲的咖啡，在欧洲大陆开疆拓土的路途并不顺利，甚至被视为“恶魔的饮料”。
但咖啡却意外地得到了17世纪欧洲思想家们的青睐。
咖啡受到17世纪欧洲思想家们的喜爱。/unsplash
此时的欧洲，正伴随着天文学与解剖学的新发现，对古希腊传统哲学定论发起挑战，理性之光开始在这片大陆上弥散开来。
咖啡恰逢其时，它就是饮品界的伽利略与培根，挑战了欧洲传统酒精饮料的地位，前者使人清醒而振奋，后者让人迟钝而颓靡。
也因此，“对17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来说，饮用咖啡象征着他们对古代思想的超越”（《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咖啡打破了当时欧洲社会严苛的阶级分层。德国著名作曲家巴赫为咖啡唱赞歌，专门写下《咖啡康塔塔》；荷兰的女仆和缝纫女工被一位作家调侃——早上不来一杯咖啡，线都穿不进针眼儿。
当然，咖啡最具时代进步意义的，可能是人们渐趋养成的饮用习惯：到咖啡馆去——不论你是贵族还是商人，抑或是知识分子，想进入咖啡馆，就要“把社会地位之分留在咖啡馆的门外”。
1652年，伦敦诞生了第一家咖啡馆。正如咖啡在欧洲最初登陆时那样，它天然就带有象征意义，是新理性主义的代表物之一。
这就注定了咖啡不仅是饮料，而由其衍生出的咖啡馆也不简单——除了在这里喝上一杯，整个生活百态、思想启蒙与意见交锋都在这里不间断地上演。
各种流言蜚语和时政要闻都能在喝一杯咖啡的工夫传遍整个伦敦的咖啡馆。
1712年，《观察家》杂志如此写道：“几年前，镇上有一个人经常以说谎自娱。
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到查令十字的一家咖啡馆去撒一个谎。
然后，他就沿着这个谎言的传播路线走进镇上的每一家咖啡馆。
晚上8点，他去见他的朋友们，并向他们讲述这一路上人们对这个谎言的反应是何其有趣——在考文特花园的威尔咖啡馆，人们对此都信以为真；在儿童咖啡馆，人们都认为这事严重得不得了；在乔纳森咖啡馆，人们都在推测这事与股票有何关联。”
当然，咖啡改变欧洲乃至世界的方式绝不单单是作为媒介这么简单。
在汤姆·斯丹迪奇看来，“伦敦的咖啡馆成了铸就科学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大熔炉”。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大不列颠咖啡馆完成了其著作《国富论》的大部分篇章，其中提出的“自由资本主义”概念，影响了当时的立法和政府政策，同时，他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至今仍影响犹存。
此时，因为一群喜欢在咖啡馆讨论科学问题的知识分子，勇于创新的咖啡馆精神随之诞生。
在咖啡馆里，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们就弹簧的特性交换意见，企业家和科学家共同探索航海业、采矿业、制造业的新发明和新方案。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
而今，回溯咖啡登陆欧洲后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如汤姆·斯丹迪奇所认为的那样，两大革命塑造了现代世界，而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伦敦的咖啡馆功不可没。
在巴黎，咖啡又催生出了另一种社会样貌。
穿着体面的男女在咖啡馆优雅地轻啜咖啡时，他们身边可能正有酒鬼和赌徒满口胡言乱语、政客们唇枪舌剑……也可能此时那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正坐在固定的位子上，一天喝掉12杯咖啡，冷眼旁观咖啡馆里看似混杂无序的状态，思考着咖啡是否真的带来了他们所崇尚的平等社会。
事实上，巴黎的咖啡馆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平等和自由。
也因此，咖啡馆里积蓄着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力量。人们在咖啡馆里即便是窃窃私语，也可能被政府的耳目逮个正着，发表反政府言论的人有可能被关进巴士底狱。
这在当时的巴黎就像一个悖论，拥有卢梭、狄德罗和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早已深入社会肌理，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却依旧占据统治地位。
金融危机是压垮国王路易十六的最后一根稻草。
1789年7月12日，在富瓦咖啡馆，律师卡米尔·德穆兰倚在一张桌子旁，挥动手枪，高呼：“拿起武器，市民们！拿起武器！”两天后，他们攻陷巴士底狱，而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法国国庆日。
《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中引用了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的一段话，来总结咖啡带给法国的改变：“那些整日聚集在普各伯咖啡馆的人用敏锐的洞察力在他们饮用的黑色饮料深处看见了革命年代的光明。”
吊诡的是，咖啡给欧洲带来了理性之光与革命力量，但当咖啡的原料咖啡豆成为全球贸易商品时，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在其殖民地建立并扩大咖啡豆种植园，当地人被驱赶进种植园，成为被奴役的工人。
梵高创作于1888年的作品《夜间咖啡馆》。
茶、女性与文明开化
茶，似乎一直都是可以与中国画等号的标签，就如同瓷器、丝绸一般。
然而，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饮料，茶却比后两者对世界的影响更广泛，有人称之为征服世界的饮品。
中国最早可查的记载茶叶的记录是在公元前1世纪，王褒在其所著的《僮约》一书中记述了选茶、泡茶和斟茶的详细步骤。此时，茶已经成为中国家庭普遍饮用的饮品了。
茶叶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unsplash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黄金期的唐朝，茶率先征服了中国这片土地，成为全国性饮料。
公元780年，陆羽完成著作《茶经》，从茶树栽培，到茶叶加工、煮泡，再到品茶之法都作了详细描述。
“陆羽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仅用于止渴的饮茶变为文化和修养的象征。”
汤姆·斯丹迪奇在书中写道。
在唐朝，精于烹茶、品茶和评茶的人往往会受到尊重，甚至由此获得荣誉，而不精于此道的人可能会因此感到羞耻。
直到1000多年后，茶开始进入欧洲，尽管有人不喜欢或不习惯这种舶来品的味道，但“几乎每一种与茶叶接触的文化都将其描述为一种文明开化的象征”（埃丽卡·拉帕波特《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茶，作为文明开化的饮料，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当时伦敦的咖啡馆一般不允许女性进入，女性喝茶只能在私人领域，因此，那时人们认为茶是一种女性化的饮料。
正如食品科学家爱德华·史密斯打趣的那样：“如果做一名英国男人意味着吃牛排，那么做一名英国女人就意味着喝茶。”
饮茶风气席卷英国后，下午茶成为英国家庭的日常，尤其是中产家庭和上流社会里那些不用外出工作的女性，呼朋唤友在家中享受下午茶是打发寂寞的最好方式。
更重要的是，她们成为这个特殊场合中真正的主角，掌控全局。
同时，只有下午茶才能让当时女性被束腰长裙勒紧的身体得到暂时的解放。
她们脱下长裙，换上长礼服，戴上帽子和手套，等待下午茶的到来。
小说《花园茶会》中描写过准备下午茶的烦琐：不仅要制作糕点、冲泡茶饮，天气好时还要在花园搭建帐篷，甚至请乐队助兴。
当女性成为家庭中的领导者之后，距离她们走出家门，甚至距离她们登上历史政治舞台就不再遥远了。
无论是如今的伊丽莎白女王，还是曾经的“铁娘子”、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或许都得感谢那个“淑女茶文化”时期女性们的努力。
《唐顿庄园2》里的喝茶场景。
1906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方部部长冈仓天心出版了一本《茶之书》，作者相信，“茶叶的哲学”不仅是美学方面的：“它同时表达了我们对于人类与自然乃至道德与宗教的全部观点。
它是卫生的，因为它对清洁有强制性的要求；它是经济的，因为它表现出简单的舒适，而非繁杂和昂贵；它是符合道德几何学的，因为它定义了我们对宇宙的主次观念。
它使其全部拥护者都拥有贵族的品位，并由此代表了东方民主的真正精神。”
1914年，推广印度茶叶的宣传员之一A. E. 杜谢恩曾提到，茶叶使狄更斯时代的“醉醺醺的护士和贪杯的马车夫”不复存在，商人终于不必再“端着酒杯谈生意”。
茶，这种热饮使人摆脱了庸俗与粗暴，是“文明的一个因素”。
但他与冈仓天心的观点并非全部一致，杜谢恩推荐的是英国殖民地的茶叶，以确保与当时“大英帝国”的扩张政策相符合。
茶，这种流淌着岁月静好气质的饮料背后，却涌动着殖民扩张的暗流与帝国的野心。
甜味、可乐与全球化
随着工业制糖的发展，甜味重塑了人们的日常饮食，尤其是在饮料之中——泛着甜味的茶、用方糖化解苦味的咖啡以及人人都难以拒绝的各色软饮。
蔗糖被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称为“资本主义的宠儿”，它带来的甜味是如此微小的事情，却成为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转型的缩影。
2002年2月5日，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参观者在看安迪·沃霍尔的名作《可口可乐》。（图/视觉中国）
“英国的工人第一次喝下一杯带甜味的热茶，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它预示着整个社会的转型，预示着经济和社会基础的重塑。”（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
同时，甜味渗透到一种又一种烹饪方式的背后，是“欧洲的武力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向一个又一个地区、一个又一个大洲的不断扩散”（《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这是因为，一方面，它客观上将亚洲、非洲、美洲与欧洲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在几个世纪内占据了主导，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成型。
可乐，这种让人痴迷的“硬通货”，其价值早已超过商品本身，成为风云变幻的见证者。
在可乐诞生之前，美国的饮料商先解决了安全灌装气泡水/苏打水的问题。
苏打水的生产工业化以及消费大众化，使其在当时被看作美国国饮，“香槟是富人的杯中物，而啤酒则总是意味着贫穷，只有苏打水才是不分贫富的饮料”。
可乐的诞生打破了气泡水的神话，前者——一种爽口的碳酸甜味饮料，最终成长为软饮中的绝对王者。
1886年5月，药剂师彭伯顿经过数月精心研制，此时他对自己的配方已经相当满意了。
彭伯顿的一位商业伙伴将这种新型饮料以其两种成分命名，这就是Coca-Cola（可口可乐，Coca是古柯，Cola是可拉）。
20世纪初期，可口可乐不再添加可卡因。
1931年，可口可乐推出了圣诞款欢乐海报——一个留着白胡子、穿着白色镶边红袍的圣诞老人正喝着可口可乐。
当时的初衷是以此吸引孩子们，但此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可口可乐本就在此前成为了一部分人的生活与社交新宠，“作为酒精饮品的替代品，可乐给人以欢乐、友好的形象，同时也为人们逃避经济萧条的残酷现实提供了一种方式”（《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在经济萧条的时代，美国电影业逆势生长，卓别林的系列电影、《乱世佳人》以及《金刚》都是大萧条时代上映的传世佳作。
阿哥·李让可口可乐多次植入电影中，让人们在电影的感官刺激中强化可口可乐与快乐的连接。
显然，可口可乐在后来被冠以“快乐肥宅水”绝不是浪得虚名。
20世纪30年代末，可口可乐占全美汽化软饮销售额近一半的比例。
它和茶、咖啡一样，开始了征服全世界的征程，只不过这一次，似乎是西方饮料及其代表的价值观的反向输出。
可口可乐。/unsplash
二战期间，在美国士兵心里，可口可乐代表着他们的国家。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飞行员罗伯特·司各特击落了5架日本飞机，被授予“王牌飞行员”荣誉的同时，还额外获得了一瓶可口可乐的奖励。
当然，那些美国高级将领中可口可乐的拥趸也多的是。
1943年6月，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在视察盟军在北非的作战态势时发了一封电报——需要后方供给“300万瓶可口可乐（灌满的）和一整套能月产6000万瓶可乐的设备（包括装瓶、洗瓶和封瓶设备）”。
可口可乐也随着盟军进入西欧，在莱茵河战役中，美国军队的暗号就是“可口可乐”。
此外，可口可乐还被推广到了美国军队的所到之处，这种冒着气泡的甜味饮料很快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流行开来。
可口可乐原本只是美国的象征，冷战时期，它所代表的价值观被扩展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甚至在西方国家内部，法国抵制马歇尔计划的抗议者们把可口可乐的海外销售称为“可乐殖民运动”。
1989年，象征冷战的柏林墙被推倒了，据亲历者回忆，西德（原联邦德国）的民众手里拿着可口可乐等代表西方价值观的东西，欢迎来自墙那边的东德（原民主德国）的同胞。
可口可乐见证了20世纪的世界风云变幻与全球化大发展的历程，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代表的价值观的意味或许已经越来越淡了，留下的依旧是令人无法拒绝的甜味与舌尖上的刺痛感。
[1]《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美]，汤姆·斯丹迪奇著，吴平、葛文聪、满海霞、郑坚译；
[2]《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美]埃丽卡·拉帕波特著，宋世锋译；
[3]《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美]西敏司著，王超、朱建刚译
